第一类是“真农民”

指的是常年住在村子里，年纪在四五十岁之间的人，其中还有一些老人和小孩，他们不便外出，收入来源于种地收入和打零工收入。

第二类是“半农民”

指的是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基本上没种过地，今后也可能不会再种地，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里的打工收入，有些人只是春节时回村里住几天。

第三类是“假农民”

指的是户籍在农村，但家早已安在城里的人，包括一些常年在外务工的人员、一些读过大学在城里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在城里经商做生意的人。

而如今，“真农民”在逐渐的消失。生活在村里的人，其中“真农民”和“半农民”大约各占40%，还有大约20%为“假农民”。也就是说，“真农民”的人数占比不到一半，这还包括了参与种地的老人和小孩，实际真正种地的农民更少。

而“半农民”和“假农民”是不种地的，这样一来，种地的人就随之越来越少，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吧。

为什么很多农民对土地不再眷恋了？

不管是在外经商的农民，还是在村里种地的大户，对土地都谈不上眷恋。很多人有了更多诉求，不再满足于“耕者有其田”，而土地的含金量并没有上升，尽管他们都不会放弃土地的承包权，却也不愿回头再看土地一眼。

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做生意比种地挣得多，哪怕是当农民工也比种地更能赚钱！

未来十年，家庭农场将兼并大量的农业土地

家庭农场是一个起源于欧美的舶来词，通常定义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农业生产中最可靠、最有效率的经营模式。提升了农业生产者的人均耕种面积，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投入，提升人均产出，并可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更多人口和劳动力。

家庭农场使农村市场化的加快，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形式。只有大量的土地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采用家庭农场联营的方式，农村的农业生产效率才能提高，才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同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将反过来加快土地的流转。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土地流转的速度正在加快。未来很可能是土地相对集中，由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来经营，农户就是坐等分红，可能这个时候没有地可以种了，因为个体小户种地，一定没有任何出路，什么都竞争不过，甚至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全国已有家庭农场87.7万家，占全国270余万新型经营主体的近1/3，家庭农场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农场发展趋势：多种经营现象普遍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于2016年12月到2017年7月之间对山东、江苏、四川、甘肃四省49位家庭农场主进行了走访调研。

调查发现，家庭农场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和趋势：

1、家庭农场主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大多具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

在49位家庭农场主中，35岁以下占20.4%，35到60岁占75.4%，60岁以上的仅有1位，被访家庭农场主平均年龄为41.8岁，年龄中位数为43岁，其中5位女性家庭农场主年龄分别为27、32、36、43和44岁，整体年龄分布呈现出以中、青年为主的特点，特别是女性家庭农场主的年龄更为年轻化。具有高中(含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占57.1%，其中有7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整体知识水平明显高于一般农户。49位家庭农场主中77.6%为本村户籍，34.7%具有在外经商的经历，说明返乡务工经商农民是创办和经营家庭农场的主力。

2、家庭农场多种经营现象普遍，承担社会化服务种类更加多样。

49个家庭农场绝大多数主营种植业和养殖业，以经营粮油作物种植最为普遍(26家)，其次是蔬菜种植(19家)、畜禽养殖(14家)。

被访家庭农场普遍从事多种经营，拥有2种及以上经营项目的家庭农场占65.3%，拥有3种及以上经营项目的占38.8%，最多的一个农场拥有6种经营项目，有9个家庭农场同时兼营其他企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有8家农场经营农产品加工贸易，2家经营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并且调查中有不少家庭农场主表示有意向发展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和休闲农业等项目。

许多家庭农场同时也是社会化服务主体，有13家家庭农场为其他经营主体开展农机作业服务。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家庭农场承担的社会化服务种类更为多样，一些家庭农场参与到土地整理、职业农民培训、农业科研试验、有机肥供应等社会化服务项目中。

例如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部分家庭农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参与当地土地整理和耕地质量提升项目;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创新家庭农场受当地农广校委托承担职业农民培训业务;嘉禾家庭农场承担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部门的田间试验工作;四川省青神县一些养殖业家庭农场成为当地蔬菜种植户农家有机肥的重要来源。

3、家庭农场开展合作与联合经营的意愿更加强烈，合作方式更为多样。

49个家庭农场中，有46.9%的家庭农场参加了合作经营组织，其中19个为合作社领办人。在询问参加合作社意愿时，有28.6%的家庭农场主表示希望能加入合作社，34.7%的家庭农场主表示愿意亲自组建合作社。

除了直接加入合作社，在一些产业发展尚不充分、家庭农场实力较为弱小、建立合作组织条件尚不成熟的地方，一些家庭农场也会以多种方式同其他经营主体开展生产合作。

在对四川省青神县家庭农场的调查中就发现，当地家庭农场在生产过程中同周边其他家庭农场和一般农户有经常性的生产合作行为，包括交换生产资料(养殖户向种植户提供农家有机肥、种植户向养殖户提供青饲料)、租赁或共享农机具等，甚至共享土地(当地有食用菌种植户季节性使用其他种植户的耕地培养食用菌，在生产季节结束后再退还给种植户耕种，据说培养食用菌能够提高土地肥力，因此这种共享土地方式受到当地种植户的普遍欢迎)。

家庭农场扶持政策难以落实

通过考察家庭农场经营在不同方面的困难程度，考察家庭农场的政策需求情况。　　

1、政策需求多样化，资金、信息最迫切。

资金贷款和市场销售信息成为被访家庭农场主反映最普遍的困难方面。有67.7%的被访者在资金贷款方面存在困难，59.2%的被访者在获取市场信息方面存在困难，57.1%的被访者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困难。

2、政策需求呈现出地区差异。

以被访家庭农场主所在省区进行分类，发现农场主政策需求存在地区差异。

从统计结果来看，位于东部发达地区江苏省的家庭农场需要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在土地流转和农田基础设施方面需求较为迫切;四川多山地丘陵，交通不便，家庭农场主在获取教育医疗等农村公共服务方面较为困难;甘肃整体发展较为滞后，当地家庭农场主在资金贷款、市场销售、技术管理、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政策需求都较为迫切。

3、扶持政策难于落实。

调查中，许多家庭农场主反映相关扶持政策存在缺少实际内容、难于落到实处的问题。一些农场主说，各级政府评选示范家庭农场“交了许多材料，应付许多检查，最后只是给块牌牌，没有任何实惠”;还有的农场主指出扶持政策存在农业部门动而其他部门不动的问题，一些家庭农场主依据农业部门相关政策向金融部门申请政策性贷款却遭到金融部门拒绝。